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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莎多拉·邓肯的人生(一):我从母亲腹中就开始跳舞了

归档日期:05-21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邓肯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,一个孩子的性格就已经成形了。在我出生前,我母亲精神上极度痛苦,处境悲惨。除了冰牡蛎和冰香槟,她无法进食其他东西。如果有人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跳舞的,我会回答:“在我母亲的腹中就开始了,也许是冰牡蛎和冰香槟的作用——这些都是属于阿佛洛狄忒的食物。”

  我母亲那时承受着如此痛苦的折磨,以至于她经常说:“我肚子里的孩子一定不太正常。”她预计那是一个怪胎。而事实上,从我出生的那刻起,我就开始猛烈地晃动我的胳膊和大腿,让母亲不得不喊出:“你看,我没说错,这个孩子多么疯癫!”后来,当我穿着娃娃装,被放在桌子中央时,会跟着播放的任何音乐跳舞,这给全家人和所有朋友带来了欢乐。

  我此生最早的记忆是从一场大火开始的。我记得自己被从楼上的窗户里扔出,落在了一个警察的怀里。当时我只有两三岁大,但是在充满尖叫和火焰的混乱中,我竟然清晰地感到一种舒适的感觉,在警察怀里的安全感,我的小胳膊绕着他的脖子。他大概是个爱尔兰人。

  我听到母亲疯狂地叫喊:“我的儿子们,我的儿子们。”我看到她被拥挤的人群阻拦,无法进入着火的楼房里,她以为我的两个哥哥还被困在里面,结果发现两个男孩早已坐在了酒吧的地板上。母亲给他们穿上了鞋袜,我们一起坐上马车,后来一起坐在柜台前喝热巧克力。

  我出生在海边,并且觉察到自己一生所有重大的事件都发生在海边。我对于舞蹈,对于动作的最初感悟都来自于海浪的节奏。我出生的日子属于阿佛洛狄忒所掌管的星座,阿佛洛狄忒也是出生在海上的。当阿佛洛狄忒所掌管的星星上升时,我就万事顺利。这一时期,我生活平顺,富有创造力。而当这颗星星下落的时候,总有灾难降临到我的身上。现如今,占星术也许已不如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王朝时期那样受人重视,但我们的心理状态一定受到了星星的影响。如果父母懂得占星术,他们可以研究星象,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加美丽的孩子。

  我也相信,一个出生在海边的孩子和一个出生在山里的孩子的人生会大相径庭。大海总是吸引着我,而当身处山中时,我总有一种说不清的不适感,我渴望飞离那里。山让我觉得自己是大地的囚犯。从山顶俯瞰,我从没有像普通游客般欣赏景色的心情,而是一心想着跃过丛山,逃离大山。我的生命和我的艺术都是源于大海的。

  值得庆幸的是,小时候,我们的母亲很穷,请不起仆人或者家庭教师来管她的孩子们。这使得我可以不受管束地生活,使得我能够尽情地表露孩子的天性,并且终身保有一颗童心。我母亲是一个音乐家,靠教授音乐谋生。当她去学生家里授课时,通常整个白天不在家,很晚才会回家。母亲授课时,我只要逃出学校,就获得了自由,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海边闲逛。每每看到那些被仆人或是家庭教师照看着的孩子,那些被悉心照顾、精心打扮的孩子,我总觉得他们是那么的可怜。生活对于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?我的母亲太忙了,她没有空闲去思考是否会有危险降临到她的孩子们身上,因此我和我的两个哥哥才能自由享受我们的游荡生活,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危险,如果母亲知道这些,一定会急得发疯。幸运的是,她一无所知。这对于我也是一种幸运,因为我日后舞蹈创作的灵感正源自于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。这种灵感不是别的,就是对自由的表达。我从来没有受制于无休止的“你不可以”,在我看来,那对孩子的生活而言简直是一场不幸。

  刚满五岁,我就上了公立学校。我想母亲谎报了我的年龄,她需要找个合适的地方安顿我。我相信一个人长大后所做的事情在他的婴儿期就开始成形了,我早已是一个舞蹈家和一个革命者了。我的母亲受洗、成长于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,在她发现我的父亲不如她想象中那么完美前,她一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。她离婚,离开了父亲, 带着四个孩子独自面对这个世界。从那时起,她坚决抛弃了天主教的信仰,成了一个明确的无神论者。她成了鲍伯·英格索尔的追随者, 经常读他的作品给我们听。

  在一些事情上,她有自己的看法,认为一切感伤事物都是没有意义的。当我还很小的时候,她就为我们揭开了圣诞老人的秘密。于是, 圣诞节时,学校的老师一边分发糖果和糕点一边说:“看,孩子们,圣诞老人给你们带什么来了?”我站起来,严肃地说:“我不信,世界上根本没有圣诞老人。”老师被激怒了,说:“糖果只给那些相信圣诞老人的女孩子。”“那我不要你的糖果。”我说。老师不明智地发脾气了。为了惩罚我,也为了警告别的学生,她命令我坐到教室前面的地上。我走上前,转身面向全班同学,发表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精彩演讲。“我不相信这些谎言,” 我喊道,“我母亲告诉我,她太穷了, 扮不起圣诞老人,只有有钱的母亲才能扮成圣诞老人,给孩子们送礼物。”

  听了这些,老师一把抓住我,拼命想把我按坐到地上,但我挺直双腿抓住她,脚后跟不停地击打地板。她无法让我坐在地板上,于是就罚我站在角落里。虽然站在角落里,我依然转过脑袋,大喊:“没有圣诞老人,没有圣诞老人!”最后,她不得不把我送回家去。回家的路上,我还是一路喊着:“没有圣诞老人!”没有糖果吃,因为说真话而受惩罚,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让我无法释怀。 当我向我的母亲复述这件事时,我问道:“这不是对的吗?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,有吗?” 母亲回答说:“没有圣诞老人,也没有上帝。只有你自己的心灵才能帮你。”那个夜晚,我坐在妈妈身旁的地毯上,听她读鲍勃·英格索尔的讲演。

  对我来说,在学校接受普通教育毫无意义。在班上,我有时候被认为是绝顶聪明,名列前茅;有时候又被认为笨得无药可救,落在班级的最后。这全靠记忆这个小伎俩,全看我是否花功夫去记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,但是我根本想不出这种记忆有任何意义。无论我名列前茅还是名落孙山,对我而言,上课都是一件无趣的事情。我看着钟的指针,直到它指向三点,那个时候,我们就自由了。我受到的真正教育是从晚上开始的,我的母亲为我们演奏贝多芬、舒曼、舒伯特、莫扎特、肖邦的音乐,为我们朗诵莎士比亚、雪莱、济慈和彭斯的诗歌。这时光对我们来说是心醉神迷的。我的母亲会背诵大部分诗。我也模仿着她。六岁时,在学校的一个庆祝会上,我当众朗诵了威廉·莱托的《安东尼致克丽奥佩脱拉》,震惊全场:

  五岁的时候,我们家住在第二十三街一幢小房子里。因为付不起房租,我们住不下去,搬到了第十七街。没多久,又因为缺钱而被房东赶走,我们搬到了第二十二街。在那里,我们依旧住不安宁,又搬到第十街。这样的经历继续着,无止境的搬迁。

  当我在学校起立朗读这篇文章时,老师非常生气。她认为我是在开一个蹩脚的玩笑。我被送到了校长室,校长叫来了我母亲。当可怜的母亲读着我写的文章时,她忍不住哭了,向学校声明说,这完全是真的。那就是我们的流浪生活。

  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,我就希望学校能有所改变。记忆中,公立学校对孩子们的教育是残忍的,学校不理解孩子。我依然记得饿着肚子在硬硬的凳子上罚坐,冰冷的双脚浸在湿透的鞋子里的悲惨经历。在我的脑海里,老师的形象是一只不通人性的怪物,总是折磨我们, 而孩子还不能把自己受到的委屈说出来。

  我从不记得由于家庭贫困所受的苦难,因为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, 但是学校的痛苦经历却让我记忆犹新。公立学校的教育体系对于一个骄傲而敏感的孩子来说,就像蹲监狱一样让人有羞辱感。我总是在反抗它。六岁时的一天,我母亲回家,看到我召集了六个还没有学会走路的邻居家的婴孩,让他们坐在我面前的地板上,教他们挥舞手臂。母亲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,我告诉她,这是我的舞蹈学校。她觉得很有趣,坐到钢琴前,开始为我伴奏。后来,舞蹈学校一直办了下去, 并大受欢迎。邻近的女孩子都来了,她们的父母还付我一点学费。这就是日后我谋生职业的开端。十岁时,我的舞蹈班规模扩大了,因此我对母亲说,我不需要再上学了。上学只是浪费时间,还不如留在家里挣钱,而且目前挣钱更重要。我高高盘起我的头发说,我已经十六岁了。后来,由我祖母带大的我的姐姐伊丽莎白也前来和我们一起生活,加入了教学的行列。当时,我们的舞蹈课大受欢迎,我们在很多旧金山的富人家中教学。

  (本文选自伊莎多拉·邓肯《我的人生》,蔡海燕 凌喆 译 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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